“119”全国消防安全日丨廊坊市体育局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...

[19]  张廷玉等：《王守仁传》，《明史》卷一百九十五，第5160页。

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，我总有拿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，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。孔子这个偶像应该打倒，写他的评传，可以把他小丑化，你的评传似乎也有点这种倾向。

周游列国，到处留心政治，无非是想看看有什么机会出售他的一套政治主张。当然，这又是精神贵族的语言，而且，说老实话，我承认，清洁夫的工作，怎么样也不会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样。不过，无论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？ 3、关于信，你的评论也十分尖刻。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，知识无非求禄，你能怪孔子吗？ 你用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的用语禄蠹来批评孔子。这两份评传，机智隽永，比时论深刻多了。

政令之信是商鞅植木悬赏之信。不同于古希腊的现在条件是，尊重每个人的事业，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。我个人还认为，老子受到《易经》的影响要远大于孔子，而老子对于《易传》的影响也远大于孔子。

上述各点，尤其是最后一点，清楚地表明：《老子》成书早于《论语》。2．《卫灵公》中记载：子曰：‘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？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然而，有些学者囿于崇儒抑道的学派成见，颠倒了学术顺序。' 《史记》所载基本上是可信的。

至于墨子，则是扩大了尚贤的范围和阶级界限，凡是农与工肆之人，不论身世贵贱，有贤必举。这说明《易》是包括在礼中的。

而中国的一些学者却将黑格尔的模式拿来套用在中国哲学史上，以为必是先有孔子的仁义，才有老子的绝仁弃义。然而，冯友兰先生在《中国哲学史》中竟把老聃与李耳一分为二，把老聃说成是传说中的古之博大真人，另外塑造一个李耳是战国时代的老学之首领。这里的亦字就明确地区分了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个人。至于卒年，《史记》中关于老子长寿的记载为各家所接受，但在具体年代上各家尚无定说。

张岱年先生说：《孙子》十三篇是春秋末年的著作。但其所尚、所明、所举之贤，只是旧族亲戚贵宠里的贤良，是贵族之贤。其实，仁、义的概念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出现，到春秋时代更为盛行（如《左传》中仁字出现44次，义字出现145次之多，《国语》中仁字亦屡见），实际上，当时老子的绝仁弃义是针对春秋末年德治主义种种的弊端而提出的，而不是孔子先提出仁义的概念，老子而后反对之。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，有四种说法：1．孔子17岁时问礼于老子。

黄方刚又据《曾子问》中日有食之的记载以及《春秋·定公十五年》有日食的记载，认为：孔子两见老子，第一次孔子五十一岁，第二次孔子五十七岁。不过这条或系《太平御览》误引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之文。

至于冯友兰说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，并认为由于《老子》的文体是简易之经体，所以当在问答体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之后，这种论点的失误，早已被胡适等人指出。其他古籍如：1.《说苑·教慎》篇记载：叔向曰：老聃有言曰：‘天下之至柔，驰骋乎天下之至坚。

事实上，一部著作所表现思想的成熟性、完整性，并不能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发展的先后次序的论断，思想发展进程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。崇儒抑道之风由来已久，自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后，学术上的偏见一直流传下来。但在孔、老的关系上，却大体仍可互相印合，便可能承认此故事是真的。老聃自撰的《老子》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哲学著作，其成书早于《论语》。5.《重言》篇说圣人听于无声，视于无形……老聃是也。2.《太平御览》三百二十二卷兵部五十三胜引：墨子曰：墨子为守，使公输盘服，而不肯以兵知，善持胜者，以强为弱。

2.《当染》篇说孔子学于老聃。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地点，也有四种说法：1.《史记》的《老子传》、《仲尼弟子列传》及《孔子世家》都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礼于周（今河南洛阳）。

此外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也说：孔子之所严事：于周则老子。一个开创性的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之宏大、开阔和深刻性，往往达到空前的程度，而后继者因着主观与客观的各种条件，致使思想格局趋于狭义化与浅显化，而无法达到其开创者的思想格局，这在中外思想史上是一个通例。

然而在先秦学术发展的顺序上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，学术界就已颠倒错乱，时至今日仍被继续接受下来。这16条中有8条是记述孔子与老子之间的关系的。

梁启超提出这一论点确实是过于草率，早于《老子》几百年的《易经》就已提到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（《易·蛊》）这里的老子对孔子所说的深藏若虚、容貌若愚、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与《老子》书中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。老子生于陈，为南方学派之宗师，宽柔以教正是老子的学说。至于冯友兰说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，并认为由于《老子》的文体是简易之经体，所以当在问答体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之后，这种论点的失误，早已被胡适等人指出。

老聃自撰的《老子》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哲学著作，其成书早于《论语》。至于太史儋其人，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中说，太史儋曾见秦献公于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。

梁启超论点的失误，在当时就被张煦等人所指出。《论语》这样推崇无为而治，可见在这个观念上孔子所受老子的影响。

《庄子·天运》篇记载：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‘道，乃南之沛见老聃。在先秦典籍中，道家学派的《庄子》、儒家学派的《礼记》和综合各家学派的《吕氏春秋》，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史实。

而司马迁所记载的，则着重于周地的情况，等等。庄子学派所记载的，只限于沛地的情况。并且，细查《庄子》书中关于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记载，如关于孔子与其弟子颜渊、子路、冉求，孔子与叶公子高，孔子与楚狂接舆，惠子与庄子，公孙龙子与魏牟，管仲与齐桓公等等相互关系的记载，其中在时代上绝对可能与大概可能的问对或交往，有79次之多，而在时代上绝对不可能者只有两次。同样，老子反对尚贤的观念也是如此，老子的不尚贤也并不是基于孔子的举贤和墨子的尚贤而提出的。

战国时期，百家竞起，针对旧制或现行制度，以及由此扩延到的其他领域进行了各种讨论，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格局，这是学术发展的大势。至于耳、聃，其义相近，古或一字。

其中三则是吾闻诸老聃曰，另一则还说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。三、思想线索——老子反对周制，孔子其后维护之 老子其人早于孔子，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。

事实上，在孔子之前，已经有邓析的《竹刑》、孙武的《兵法》等私人著述问世。……在此之前，《周易》在流传过程中完全可能被人增删或重编，因而形成不同的本子。